文献、史料与知识—古农书研究的范式及其转向
自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古农书的整理与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从整理角度来看，大部分重要的古农书都得到有效的搜集、编目、校勘与影印；从研究方面来看，前人对于古农书的研究形成了“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范式，主导了当时的中国农史研究。但是从本世纪开始，伴随着农史研究的“社会经济史”转向，古农书研究逐渐的边缘化：一方面，它们不再作为“农业文化遗产”概念的核心，另一方面，它们也不再是农史学者主要依靠的史料。最近，一些学者开始从“知识史”角度重新解读古农书，他们更看重一种古农书及其负载的农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这样一种研究取向可能会给古农书研究乃至农史研究带来新的活力与方向。
1920年，万国鼎先生从金陵大学毕业，旋即开始了古农书的整理与探讨，具有近现代意义的中国农史研究便是从这一年发起的。在近百年的农史发展进程中，对于历史时期古农书的研究毫无疑问处于较为核心的位置，正如胡道静先生所言：“要了解古代农学发展的过程及其基本情况，最完整的资料还是要依据古农书。”有关20世纪古农书研究的概况，惠富平已有两篇论文进行总结：《中国传统农书整理综论》关注的是现今学者对于农书的“搜求、编目、校勘、注释、今译、辑佚、典藏、影印”等方面的古农书整理活动；《二十世纪中国农书研究综述》则分门别类的介绍了诸种农书的相应研究成果，并提出“得失”与“前瞻”。但是，以上对于古农书研究的概括与反思仍有两点值得补充：第一，古农书研究的发展态势仍值得深入分析，尤其是这一态势背后与农史学科发展之间的关联问题有待揭示；第二，以上两篇论文撰写于世纪之交，因此对于21世纪后古农书研究发展的新趋向未给予关注。虽然农史学界也在随后出现了一些对于农史研究的总结性论文，但是专门评述古农书的论文则未见。正是基于以上考量，笔者将在本文中，重新思考近代以来古农书研究中的范式问题，同时接续惠富平的研究，进一步讨论最近出现的古农书研究的转向问题。
一、文献：古农书研究的基础
古农书首先是一种广义概念上的“历史文献”。因此，古农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便是从文献学角度切入的。对此谈论最多的大概是梁家勉先生，在《利用中国目录学为农业科学服务的若干问题》、《整理古农书的初步意见——简复农业出版社》、《整理出版古农书刍议》等论文中，梁先生始终认为“编目”、“校释”、“辑佚”等文献学方法是整理古农书的钥匙。从实际情况来看，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古农书的文献整理活动确实取得了相当的成果。惠富平作了如下总结：“基本摸清了农书的家底，先秦至明清时的重要农书全部得以校注整理，一些珍本农书被影印出版。”以上论述点明了古农书整理中的四个重点领域：“搜集”、“编目”、“校释”、“影印”。由于“编目”方面的检讨，笔者已有专文论述，下面就另外三个方向略作讨论：
从“搜集”情况来看，早在建国以前，万国鼎先生便在金陵大学主持了古农书的搜集与整理活动，“我们想要改进中国的农业，不转载研究外国人发明的科学的农业，而应当做两件工作：第一是从事实地调查中国的农业状况；第二便是从事于整理古农书。”建国以后，随着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在南京的成立，万先生启动了更为庞大的古农书搜集计划，并先后整理出《中国农业史资料续编》、《方志农史资料》、《中国农学遗产选集》等农史资料。至于古农书的收藏情况，农遗室藏有较为珍贵的“善本”农书15种，例如现存国内最早的《齐民要术》（明嘉靖年间马直卿刻本）与《农政全书》的原刻本（平露堂刻本）。另一方面，石声汉和辛树帜两位先生则在西北农学院（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成立古农学研究室，他们同样重视古农书的搜集，辛先生曾经计划用十年以上的时间集中整理农书、农谚与时令，而古农学研究室的藏书也是相当可观，该室除了存有《农政全书》平露堂刻本这样的“善本”之外，还囊括了现存大约500余种农书中的280多种。此外，华南农业大学的农业历史文献特藏室大概是全国最为规范的古农书收藏机构，在梁家勉先生带领下，该室制定了相当完备的农书收藏条例，其收书情况也颇具特色，不同于以上两家专注于中国古农书，农业历史文献特藏室还广泛收藏了朝鲜、日本等国抄刻的古农书，如日本享保十二年（1727）精抄《聚芳带图》、文化五年（1808）养真堂刻印《毛诗名物图说》，等等。农史学界历来有“东西南北”四大重镇之说，而“北”即是指北京农业大学（今中国农业大学），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王毓瑚先生，王先生也认为古农书的收藏极为重要，并且重视“广泛地搜求较为不经见的农书”，从该校所编的《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藏中国古农书目录》来看，王先生的工作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除了以上这四大农史研究基地外，中国农业博物馆也是为数不多的古农书专藏单位，根据其网站上的介绍，目前该馆收藏的古农书约有755册，而其中精品、善本的介绍则屡见肖克之的相关论文中，这里不再赘述。当然，各大公立图书馆以及其他古籍收藏单位也多有古农书的搜藏活动，有些单位的古农书藏书量甚至超过以上所介绍的诸家，但是以古农书为专门搜集对象，并在学界产生一定影响的机构大约以上五家足可概括之。
“校释”是古农书整理方面的最核心工作，它具体又可以分为“校勘”和“注释”两个项目。对此，石声汉先生有着更为详细的讨论：
将过去钞、刻、排印各种版本中的错漏，改正补足；对某些较难理解的字句章节，作出合理解释；加上新式标点，以便阅读；对全书作些“入门”的分析介绍；对有关栽培技术及品种性能等各方面演进情况，作些探讨；乃至附加语释等等，都是给学习这些历史文献，从事专门研究或应用的人，减少阅读上的障碍。
而这一工作在建国后——尤其是1955年召开的关于整理农业遗产的座谈会之后——得到了迅速发展。根据肖克之所撰的“40年代来农业古籍出版目录”（1950-1990），这一时期约有121种古农书及其相关古籍整理出版，包括了《齐民要术》、《王祯农书》、《农政全书》等“经典”古农书。迟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传统中国最为重要的农书已经全部得到有效的校勘与注释了。因此，21世纪以后，古农书的校释工作也逐渐陷入低潮，这里不妨根据曾雄生所作的“古农书出版情况（1954-2005年）”表格，将历年出版的古农书数量罗列于下：
表1 古农书出版数量简表（1954-2005年）
年份 | 1954-1965 | 1966-1975 | 1976-1985 | 1986-1995 | 1996-2005 |
数量 | 75 | 1 | 39 | 28 | 13 |
占比 | 48% | 0.6% | 25% | 18% | 8.4% |
平均每年数量 | 6.25 | 0.1 | 3.9 | 2.8 | 1.3 |
以上可见，除了“文革”十年外，古农书的校释活动是与日递减的，到了世纪之交，每年出版的农书数量下降到了1本左右。2005年以后，古农书校释的式微并没有好转，目前尚活跃的农史学者几乎不再进行古农书的校释了，就农史重镇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来看，近年仅有卢勇对于明代水利书《问水集》的校释出版，可见一斑。但必须要强调的是，在农史学者逐渐不再从事这一活动之时，很多传统史学界的研究者们反而开始重视古农书的校释，他们大多是对专门性的农书进行集中的校勘与注释，例如宋史专家方健着力进行了中国历代茶书的校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则组织了一批学者校释了中国历代的荒政书，文献学者顾宏义主持校订了所谓“宋元谱录”，其中多有涉及古农书中的花谱。
最后讨论一下古农书的“影印”问题。由于古农书数量较多，全部进行校释既无可能，也没有必要，因此影印古农书是我们从事研究活动必不可少的工作。梁家勉先生便曾呼吁：“不少古农书或有关古书，今天国内流传极少，觅致不易。为了把这些罕见的历史资料保存下来，有必要进行影印或重新校刊。”与古农书的其它文献整理活动相比，古农书的影印似乎并未得到应有重视。据彭世奖先生的介绍来看，建国以后仅农业出版社曾以《中国农学珍本丛书》为名，影印了一批包括《全芳备祖》在内的珍本农书。至此之后，就不曾有专门的古农书丛书的影印出版了。相较而言，古代医书以及包含医书和农书的所谓“古代科技文献”都有专门的影印丛书问世。但是，笔者倒不认为古农书影印极为缺乏，因为在各种古籍影印丛书中或多或少都有古农书的影子，下面可就笔者较为熟悉的明代农书略作引申。根据王毓瑚先生的《中国农学书录》，明代通计存佚约有124种农书，除去佚失的50农书，还有74种。那么，这74种明代农书的影印情况如何呢？请看下表：
表2 《中国农学书录》所录明代农书影印情况简表
影印情况 | 无影印 | 无专门影印 | 有1种影印 | 有2种及以上影印 |
数量 | 11 | 5 | 22 | 36 |
占比 | 15% | 7% | 30% | 49% |
上表可见，明代农书尚未影印的只有约11种，它们中的不少确实是孤本、秘本，例如《农用政书历占》仅见南京图书馆有藏胶卷，又如张应文所撰《老圃一得》亦仅见湖南图书馆有藏。其余六十余种农书均有不同程度影印：有的虽然没有专门影印，但是可在他书中得见，例如陈继儒的《种菊法》，该书未见单独的刻本，亦不存在单独的影印，但是是书内容存于清人陆廷灿所撰《艺菊志》卷二《法》中，因此实际上也是可以看到的；而在确有影印的58种明代农书中，大部分都有两种以上的影印本，有的甚至有六、七种之多，例如《救荒本草》便有至少六种不同的影印本，涵盖了“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万历十四年（1586）刻本”、“明嘉靖四年（1525）刻本”等三种版本。从以上讨论来看，如果我们以明代农书的影印情况作为代表的话，完全可以说：虽然至今没有诞生一种全面的古农书影印丛书，但是目前的古籍影印实际上已经涵盖了绝大部分的古农书。因此，古农书影印接下来的工作应该聚焦于那些稀见的孤本、秘本。
综上所述，经过老一辈农史学者几十年的努力，古农书的文献整理活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新世纪以来，这样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已经变得十分稀少了。那么，笔者的疑问是，为何在古农书的整理工作大体有了阶段性成绩之时，对于古农书的研究反而越来越少了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前人的工作已经很完善而不需要大的调整了吗？笔者认为，古农书研究的范式转型才是回答以上问题的关键。因此，笔者将在下文进一步讨论古农书研究进程中的两种范式的转变。
二、史料：从“科学技术史”到“社会经济史”
上文简略介绍了建国以来古农书的文献整理情况，但是笔者却回避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为何要整理与研究古农书？当然，从纯学术的角度来说，古农书的研究是为农史研究所服务的，石声汉先生在《中国古代农书评介》中写道：
我们的任务，只是就两千多年来个时代的代表性农书，说明古农书在记载农业生产科学技术知识上的演进迹象。也就是透过古代农书的演变历史，来看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知识的进展。
不过，正如毛泽东所言：“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同理，全然的学术研究也是不存在，它必定是为一定的对象所服务的。石先生在同书中也写道：“如果我们能够好好地继承这份遗产，加以整理分析，将其中有益的部分，发扬光大起来，使它们‘古为今用’，肯定可以为现在和未来的大众，作出更大贡献。”换言之，古农书的整理与研究说到底是为今人服务的，而这样一种认识广泛弥漫在老一辈的农史学者思维中，例如胡道静先生也认为：“整理农学遗产，从农业技术角度看，是要吸收其中对今天农艺仍然有用的部分，使之为生产服务。”因此，早年古农书整理活动的目的几乎都是为了服务于现代农业科学，像是王毓瑚先生编撰的《中国农学书录》，王氏自序：“这个目录首先是供农业科学工作者检查之用。”而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整理的《中国农学遗产选集》也是“为着使各地专家们，可以方便地利用古书中的有关资料，结合实地调查研究，对祖国农学遗产加以适当的整理、利用和发扬，为增加农业生产和促进科学研究服务。”甚至对于古农书的校释活动也是如此，夏纬英先生在《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的“后记”中写道：“在重视祖国农学遗产的号召下，我为它作了校释，以便农学家的研究。”从以上讨论来看，不是因为古农书的研究从而建立了以“农业科学技术史”为核心的农史学科，而是前辈学者们一开始就是以为农业科学技术服务为导向的，由此进行古农书的研究。
据惠富平的分析，“文革”以前与“改革开放”之后的上世纪八、九年代是古农书研究的“黄金时期”。这一“黄金时期”可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理解：第一，古农书的文献整理活动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即本文第一节的讨论）；第二，古农书研究在农史研究中占据着中心位置。下面就第二点略作探讨：
大多数对于农史研究反思的论文都指出，九十年代以前农史研究的中心是“农业科学技术史”，例如李根蟠认为改革开放前的农史研究“农业科技史和农业生产史的专题研究亦已开展”，而到了八、九十年代，“农业科技和农业生产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中心”。笔者上文指出，古农书研究与农史研究形成这样的“科学技术史”研究范式是与农史学科建立之初的前辈们对于古农书与农史的认识分不开的。既然古农书研究是为农业科技服务，那么农史研究也自然是为此目的展开的，叶依能先生在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成立三十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可以说概括了当时农史学者们的认识：“加强农史研究，把丰富的农业历史经验挖掘出来，加以整理、总结，分析研究使之系统化、条理化、科学化，更好地为农业现代化服务，这是农史研究者责无旁贷的职责。”如何挖掘古代农业中的“科学技术”价值呢？彭世奖先生在另一篇论文中作了更为详细的介绍：
一、运用史料，探索各种自然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发展规律。
二、提供信息，让农业科技人员能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创新。
三、根据需要，发掘和提供失传了的农业科技知识以供参考利用。
四、根据史料，为动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线索。
而以上所谓的“史料”、“信息”说到底就是“农业遗产”，“农业遗产中，我国传统的旧农书，是一个很显著的项目”。换言之，古农书正是探索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最佳入口：
农书系统记载了我国古代农业技术经验和生产知识，内容涉及土壤耕作、粮食油料作物栽培、果树蔬菜、花卉药材、畜牧兽医、水利、农具、救荒、农学理论、农业遗产经营管理、农村生活等各个方面，是唯一反映出传统农业历史特点的古典文献，对于研究和利用我国传统农业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因此，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古农书研究才走向了农史研究的中心位置。犁播所编的《中国农学遗产文献综录》和中国农业博物馆编的《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分别收录了1981年与1991年以前的与农史相关的论文与专著，这就为我们考察九十年代以前古农书的研究情况提供了很好的参考。略检其中提到的论文，大体可以分为古农书文献整理与考证、概括性的介绍、“科学技术史”取向的研究与其它诸如成书背景、思想观念、社会经济方面的探讨，研究对象则多以“四大农书”为主。这里就笔者所见说明之：第一，《氾胜之书》，该书专门的研究倒并不多见，主要是万国鼎、石声汉先生的两种“辑释”以及由此引发的论战；第二，《齐民要术》，这是当时研究最为深刻的一种农书，除了有石声汉、缪启愉两种点校本以外，相关论文近百篇，其中内容大多均为介绍书中的农业科学技术，并且旁及生物科学与食品科学领域，有意思的是，即便是在“文革”时期，对于该书的研究虽然套上了所谓“儒法斗争”帽子，但是强调其中的科学技术却是一以贯之的；第三，《王祯农书》，该书虽然篇幅巨大，但是专门讨论的论文却不及《齐民要术》那般多，这可能是由于该书“错误很多”且长期没有较好的点校本问世的原因，不过就仅有的论文来看，学者们也主要关注书中所记载的农业技术，例如杨宽专门讨论了农具“水排”的问题，朱活则在一篇论文中详细论述了书中的农业生产技术，并认为：“对于当前发展社会主义新农业，王祯《农书》有很多可以作为借鉴的地方。”第四，《农政全书》，是书石声汉先生与康成懿先生在文献校勘与引文探源方面做了相当重要的贡献，而其余的研究以一般性的介绍为主，这种介绍自然也是以书中的农业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另有一些论文强调该书是所谓的“农业百科全书”，由此可见，对于该书研究的关注仍在“科学技术史”层面。
通过以上简要的梳理，不难看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农史学者们对于古农书的研究，除了基本的文献整理与考证之外，便是将其作为“农业科学技术史”的一种主要史料，来考察某一历史时期的农业科学技术。因此，笔者认为这一时期的古农书研究呈现出“文献+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范式，而这一范式形成原因与老一辈学者“为现代农业科学服务”的意识有着重要的关系。
以上这种研究范式确实为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农史学界提供了较为基本的研究方法指引。但是，立足于古农书的“农业科技史”研究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农史研究。尤其是九十年代以后，一方面随着古农书中的“科技”价值被挖掘殆尽，另一方面农业科学朝着更为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古农书研究或农史研究能为农业科学提供的帮助已经越来越狭小了。在这一背景之下，成长于改革开放后的学者们开始重新思考农史研究的方向，例如王利华便较早的提出“农业文化”的研究理念，而这一呼吁可以说开了最近“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先声。不过，就笔者所见，这一时期最为深刻的反思集中在李成贵的论文中，李氏一改其它学者论文中的乐观情绪，棒喝式的指出：“客观地讲，农史研究已处于内外交困之中，面临着衰荣兴废的重大选择，这样的判定绝非故作惊人之语，也非什么‘杞人无事忧天倾’式的妄论。”而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李氏归结为：“农史界一直有一个偏向，就是过度地向农业技术史倾斜，对技术史的描述性解释构成了农史研究的绝对主体，而对农业史的丰富内蕴多有力所不及或疏忽的地方。”换言之，迟至九十年代，农史研究的旧有范式（“科学技术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限制了这一学科的发展了，不少学者都呼吁拓展农史研究的方向。那么，在这一前提之下，农史研究又迎来了怎么样的转变，古农书的研究又有怎么样的发展呢？
首先来看农史研究的变化趋势。正如上文所言，农史研究的建立及其早期发展都有着强烈的“为农业科学发展服务”的意识，而这样一种目的论在九十年代以后则不再萦绕于农史学者的脑海中，相反，这一时期的农史学者更加强调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关注。王思明在其总结与反思意义较强的论文《农史研究：回顾与展望》中，不仅延续了李成贵的看法，指出“以往的工作过多地偏重于内史研究，且集中在对古代农业生产和技术的分析上”，而且提出农史新的时代关注不在于“为农业科学发展服务”，而在于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关注，他写道：“农史研究应当关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将历史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学科交叉的优势。”而在随后建立的《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文库》的“序言”中，王氏对这一视角进行了进一步阐释：
研究农业历史，眼光不能仅仅局限于农业内部，还要关注农业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农业发展与经济变迁的关系、农业发展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农业发展与文化变迁的关系，为今天中国农业与农村的健康发展提供借鉴。
由此以后，农史研究的目的论发生了转变，从为“科学技术”服务转化成为“社会经济”服务。与此同时，农史研究的重心也从“科学技术史”转向了“社会经济史”。关于以上论点，我们也可通过一些学者的研究来证明。例如朱磊与卜风贤的论文对1995至2004年的农史论文发表情况作了详细的数据分析，研究显示“农业科技史”方面的论文占到全部发文量的51.5%，而“农业社会经济史”的论文则有31.2%，虽然从数据来看“农业科技史”仍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两位研究者却认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农业经济史研究逐渐成为农史领域的热门话题，农史研究者尽量将研究方向向经济史领域靠拢，从而出现了农业经济史研究的高超，经济史文献量大增。”2004年以后，这种“社会经济史”在农史研究中的发展越来越猛烈，以农史最为权威的期刊《中国农史》为例，根据中国知网上的显示，这一刊物大概在2007年左右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三个主要栏目：“农业科技史”、“农业经济史”、“农村社会史”，而该刊物近十年的“农业科技史”论文有约200篇，而“农业经济史”与“农村社会史”的论文合计有341篇，远超过前者。当然，以上的数据统计不可能精确，但是作为一种农史研究变化的趋势，还是值得参考的。即便我们把问题缩小到某一时期，像是李昕升对于明清以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综述的讨论，还是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对明清以来的‘三农’研究，近三十年以来农村、农民研究居多，主要体现在农村经济史、社会史；对农业研究相对偏少，且以对农业经济史研究为主，农业科技史研究很少。”因此，笔者认为，“社会经济史”取代“科学技术史”是九十年代以来农史研究转向的一个最重要标识，在这一大背景改变之下，古农书研究也必然发生改变。
前揭惠富平的论文对九十年代后的古农书研究有着如下观察：
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学科建设的需要，农史学科研究层面进一步拓宽，研究重点再次发生转移。农业经济史、近代农业史、传统农业文化、区域农业史、农业灾害史等的研究受到更多关注，农业科技史以及农业历史文献薛成为学科的重要基础，研究步伐趋于平缓，深度增加，总结性提高，有关刊物上发表的农书研究论文相应有所减少，每年约在五六篇上下。
换言之，古农书研究随着农史研究重心的转移而逐渐减少。新世纪以后，古农书研究式微的态势并未得到好转。根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2000年至2015年间，国内学人公开发表的涉及农书研究的论文有约769篇，按年代分配的话，大体上2006年以前的各年度的论文在三、四十篇左右，而从2007年开始，各年度发表的论文则接近40至60篇左右。但是，这种数量上的上升并非农书研究升温的结果，而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研究生扩招与整个史学研究队伍的壮大有关。为了探讨农书研究在农史研究中的实态，笔者又统计了《中国农史》、《古今农业》两个农史代表性刊物中所发表的关于农书的研究情况。总体看来，《中国农史》在新世纪以来共发表了57篇关于农书的论文，《古今农业》则只有29篇。从年度分析来看，两个刊物都呈现出二十一世纪前几年中所发表的关于农书的论文多的情况：《中国农史》在2003年之前，每年发表关于农书的论文均在6-7篇，而2003年之后最多年份也只有发表到5篇；《古今农业》则在2002年以前每年发表的关于农书的论文在4-5篇左右，而此之后则未有某一年发表的论文超过4篇。至于在农史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更为狭小了，例如新世纪后《中国农史》每年的论文数量在80至90篇上下，而古农书研究的论文约仅占6%-7%左右，相较而言，王永厚在1996年的相同研究中却认为：“在各类论文中，以‘农史文献及农学家’为最多，有140篇，占全部论文的16.4%。这就说明，这一类是农史研究的重点项目，也是《中国农史》所着力宣传报道的内容之一。”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农史研究发生了“社会经济史”转向之后，古农书的研究呈现出下降甚至边缘化的态势呢？
第一，新世纪以后，农史研究愈发的注重为“社会经济”服务，这在行动上面的表现便是所谓“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的提出。在老一辈的农史学家观念中，“农业遗产”几乎就可以等同古农书，但是随着“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与应用的逐渐展开，有的学者开始从概念上质疑原有“农业遗产”的范畴，强调之前的“农业遗产”是“固态”的，对于当今的价值已经不大了，相反，还有着“活态”的“农业遗产”，它们才是可以为当前“社会经济服务”的。这些“活态”的“农业遗产”正是“农业文化遗产”，但是在“农业遗产”与“农业文化遗产”接轨的过程中，有些学者却在有意无意之间将古农书边缘化，从将研究的重点转向具有“社会经济”价值的“农业系统、农业技术、农业物种、农业景观与农业文化。”
第二，前揭王思明的论文大概是农史研究的“社会经济史”转向一个标志。该文发表在2002年，而在随后的2003年田富强发表了《传统史学的史料开掘与农史研究的题材拓展》一文，这篇文章虽然短小且颇为简要，但确是农史学界较为少见的从史料上反思的论文。在笔者看来，王文与田文的先后发表并非偶然，它预示着那时的学者由于开始了“社会经济史”转向而急需拓展史料。显然，与前辈学人的以“古农书为切入点的基础性创造工作”相比，“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史料需求远远超过了古农书所承载的内容。因此，方志、文集、笔记小说开始广泛的出现在农史论文与论著的征引中，而这一改变势必造成作为“科学技术史”研究范式中的主体史料古农书的边缘化。
综合以上两点来看，无论是农史学界介入“社会经济”以后形成的“农业文化遗产”研究，还是“社会经济史”转向后农史重心的变动，古农书在这一过程中都呈现出“去中心化”的态势，它不再是“农业遗产”以及“农业文化遗产”的主要项目，也不再是农史学者利用的主体史料。大部分学者对于这种变化是持乐观态度的，他们认为现在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正是接续了前人的“农业遗产”整理与研究的事业。但是笔者认为，这种过度强调“活态”或“社会经济价值”的“农业文化遗产”概念最终会稀释甚至排斥以古农书为主体的“农业遗产”概念，关于这一点，农史学者必须要警惕。另一方面，新世纪以来的古农书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农史学界的“社会经济史”转向，不少学者不再考察古农书中的“科学技术”价值，而试图通过它们窥视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活动。这里不妨以这一时期仍持续关注古农书的两位学者为例说明：第一位是对《补农书》颇有研究的周邦君，周氏大概在2007年开始着力于该书的研究，先后发表了多篇论文，并汇集成《<补农书>新解》一书，略检是书目录，分为“伟人思想与农学杰作”、“农业技术与农村经济”、“生态环境与社会调适”、“农业活动与灾害防治”、“农业实践与乡土文化”五篇，仅看题目便可发现作者对于《补农书》的关注不在“科学技术”而在“社会经济”；第二位是长期关注清代蚕书的高国金，高氏本身就具有“社会经济史”的学术背景，他有关蚕书的研究，除了具体的文献考辨之外，便是有关蚕书在社会中的流转以及蚕书诞生的社会背景的讨论，目前，高氏又转向了“蚕桑局”的研究，更加凸显了“社会经济史”转向在古农书研究中的影响。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古农书的整理与研究同时陷入了低潮，原来“文献+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范式也难以维系，部分古农书的研究者开始往“社会经济史”靠拢，但是由于“社会经济史”的史料需求大大超过古农书的承载，古农书研究的“文献+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范式也就不可能完全成立。三、知识：古农书研究的新方向
通过上文的分析，笔者大体勾勒出了建国以后古农书研究的变迁，这里可以略加总结：上世纪九十年代前的古农书研究是农史研究的中心，而挖掘其中的“科学技术”价值，则是古农书研究重点，因此这一时期的古农书研究范式可以概括为“文献+科学技术史”；九十年代以后农史研究的中心转向了“社会经济史”，而古农书在这一转向中从“农业遗产”概念中被“去中心化”，又从农史的主体史料中被“边缘化”，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自身的研究价值与研究方向。对于以上这一趋势，笔者还有如下两点观察：第一，古农书研究发生如上转变，说明了这一领域研究的兴盛与否是与整个农史学界的变动有着密切关系的，换言之，新世纪以来古农书研究的衰落并不能用该领域研究已经“成熟”来简单概括，它仅仅是当时学者视野转换的结果，古农书研究本身实际谈不上“成熟”；第二，无论是以古农书为核心的“科学技术史”研究，还是将其逐渐“边缘化”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它们都是将古农书视作“史料”而非研究的对象，那么，在文献整理与考辨以外，我们如何从事以古农书为对象的研究呢？以上两点观察旨在说明古农书研究在当前仍然具有相当的价值，这种价值既表现在该领域研究的“不成熟”，也表现在该领域研究应有新的方向。当然，文献研究中的“不成熟”只能通过传统的方法检讨，这里不作详细讨论。但是，笔者所谓新的方向又是什么呢？
2007年，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与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成立了“伙伴关系”并且召开了相应的学术研讨会，关于他们合作的重点与今后研究的方向，韩毅研究员随后发表了论文予以介绍。单纯从引用率来看，这篇论文并未得到广泛的关注，但是就笔者所见，该文之于农史的意义实际上指出了一个不同于“科学技术史”与“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向。韩氏的论文首先介绍“伙伴小组”成立后的主要关注：
在未来五年，伙伴小组的重点将放在不同知识领域的交界以及科技与社会文化的交互作用之上，探讨技术知识在中国发生、传播、增长、创新的文化与社会因素，重构中国人用什么方式、通过什么途径传播技术知识，哪些技术知识史公开的，哪些是秘密的，在中国古代如何表现出来？从而为构建多元世界文明史的图景做出贡献。
具体到农史研究方面，该文也有着具体的讨论：“伙伴小组将运用‘知识群’的概念探讨农业知识与技术发生的社会文化环境，研究不同时期农业知识的内容、种类及其跨界传播，探究技术知识创新的社会文化环境。”由此不难看出，这篇论文的实质是希望通过将“知识史”引入农史研究，从而超越作为内史的“科学技术史”与作为外史的“社会经济史”的纠结。随后，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同仁们着力于这一“知识史”取向的“古代科学技术”研究，相关成果多见之于该所主办刊物《自然科学史研究》与《中国科技史杂志》，其中农史方面的则多由曾雄生研究员及其学生杜新豪进行探讨。
曾雄生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大概是从他对徐光启的遗文《告乡里文》的研究开始的，在关于该文的两篇论文中，曾氏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农学知识的传播”与“农业技术的地域交流”之上，而并没有率先讨论与“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密切相关的“稻作问题”。在这之后，曾氏对于“农学知识传播”的关注仍在持续，一方面，他本人通过苏轼为个案讨论了宋代士人的“农学知识的获取与传播”，另一方面，在他的指导之下，他的学生杜新豪在这一问题上也作出了相应的阐发。与其老师不同，杜新豪开始便是通过传统古农书讨论这一问题的，他的若干关于明代“农学知识北传”的论文几乎都是以《宝坻劝农书》为主要史料进行分析的。而除了地域传播之外，杜氏最近的论文《<便民纂>与<便民图纂>关系考》，在传统的文献考证基础上，讨论了官刻的《便民图纂》被书坊翻刻成《便民纂》，由此完成了农学知识的跨阶层传播，作者本人也将自己长期的学术定位瞄准在这一问题之上。
大约是受到了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取向的影响，不少学者的古农书研究都开始从“传播”角度进行讨论了。颇有意思的是邱志诚的论文，邱氏先在《中国农史》上发表了《宋代农书考论》一文，主要从传统文献学的角度对宋代农书进行了分析，但是该文在随后又被修改成《宋代农书的时空分布及其传播方式》发表在《自然科学史研究》刊物上，而与前者相比，后者正在“传播”之上颇有新见。笔者的论文《明代官刻农书与农学知识的传播》则将关注点转换到了明代，并吸收曾、杜二人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讨论官方在农书及其农学知识流传中的若干特点。当然，这种仅仅对于“传播方式”的讨论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知识史”的研究，例如前揭高国金关于蚕书的论文其实也有提到，但高氏本人却对“知识传播”的概念颇为警惕。可就在高氏转向“蚕桑局”研究之时，2017年同时诞生了两篇关于清代蚕桑知识的论文。在李富强的论文中，他以清人杨屾所撰的农书《豳风广义》、《知本提纲》等为例，讨论了当时农桑知识形成的原因，以及知识的传播与表达；而在李氏与曹玲合作的论文中，他们将视野扩大到整个清代前期，强调“蚕桑实践”之外，“文献编辑”也是蚕桑知识形成的重要手段。笔者认为，这两篇论文的价值并不在曾、杜二人已经有所发明的“农学知识传播”方面，而在于他们有所忽略的“农学知识形成”方面。
不过，回到前揭韩毅的论文，文中对于“农学知识生产与传播”颇为强调之外，也希冀讨论“不同时期农业知识的内容、种类”，换言之，传统中国是如何定义“农学知识”这一范畴的呢？相关讨论其实在曾雄生的著作中以“中国农学概念的演变”为题作了一定的阐发，曾氏通过古典书目的分类指出了古代农学概念实际上是不断变动的。那么，这一变动是否有一定的线索可寻呢？关于这一问题，也可略微介绍一下笔者不成熟的研究。近年来，笔者一直试图探讨古典书目中的农书分类情况，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把握历史时期“农学知识”范畴的变化。就目前对于唐、宋、明三代的研究来看，古代“农学知识”概念变化的一个重要线索便是官方与私人的矛盾，简言之：在官方的书目中，古农书被限制在一个较小以“农桑”为核心的领域里；而在私人书目中，古农书往往包含了跟为广阔的“园艺”、“茶”、“饮食”等领域。由此可见，“农学知识”在时间层面是变化的，在空间层面则是多元的。
以上简要的梳理大体反映了目前农史学界的一些新动向（并不是全部），而这些新动向的特点大概可以归结为以“知识史”为研究取向，由此区别于之前的“科学技术史”与“社会经济史”取向。而且，这种有着“知识史”色彩的论文都有一个共通之处，那就是以具体的文本为研究对象。进而言之，对于“农学知识”的研究来说，这一作为对象的文本便是古农书。那么，如果以上农史研究中的“知识史”取向都够继续进行下去的话，古农书研究势必能重新焕发出活力。就笔者所见，“知识史”带来古农书研究的复苏大概会在以下两个方面发轫：第一，目前“农学知识”研究颇为流行的是对其“传播”的研究，而“农学知识的传播”会在空间上形成地域流动，也会在阶层上实现上下流动，如此便要求我们既挖掘不同地域、甚至不同国家（尤其是东亚）的古农书，也要挖掘那些“非经典的”、“日常的”、“大众的”古农书（许多“通书”），由此古农书及其相关文献的整理亟待重新出发；第二，“知识史”研究虽然其对象是“农学知识”，但是并没有（或少有）抽象的、脱离本文的“农学知识”存在，大部分可供研究的“农学知识”都是已经“文本化”了的，也就是古农书，换言之，所谓“知识史”的研究，说到底就是古农书的研究，对于“农学知识”范畴、生产、传播与接受的研究，就是对古农书的范畴、生产、传播与接受的研究。由此可见，“农学知识”的研究不单是农史研究的一个新方向，而且可以极大的促使农史学者重新关注到古农书。当然，这一研究取向才刚刚展开，从事这一方面研究的学者不多，且不少都是相对年轻的学者，在他们的论文中难免存在不足与缺陷。例如有学者质疑笔者的论文混淆了学科分类与书籍分类之间的差异，也有学者质疑这种文本的流传能否真正代表“农学知识的传播”。但是，笔者认为这些批评都是具有建设性的，任何一种学术的进步都离不开不同意见的相互交流。略检前文提到的若干论文，虽然多在“传播”问题上有所讨论，但是都忽略了“农学知识的接受”这一问题。换言之，古农书在各地的传播与刊刻能否实际的深入到当地社会中呢？笔者认为，对于此问题的回答是我们深化“农学知识”研究的关键。笔者的建议是，不妨从“阅读史”的领域率先入手解决，因为所谓“农学知识的接受”，其实也正是不同地区的士人或百姓“阅读”古农书的过程，而此过程中形成的“按语”、“序跋”其实正为我们提供了探讨这一问题的钥匙。
综上所述，作为“历史文献”的古农书在建国以后得到的有效整理是有目共睹的，随之带来的研究则是以“文献+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范式进行的。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农史学界的“社会经济史”转向，古农书的整理与研究都逐渐的边缘化。最近兴起的“农学知识”研究则大有“重回文本”、“重回古农书”的趋势。诚然，内史与外史的张力或许是作为所谓“科学技术史”的农史研究中所难以解决的问题，而文献整理与历史研究方面的冲突也是我们处理古农书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难点。不过，“知识史”研究的思路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统合内史与外史、文献整理与历史研究方面提供了可能：一方面，技术知识是通过文本（古农书）进行生产与传播的，另一方面，技术知识的生产与传播离不开整个社会经济条件的支撑。当然，笔者并不认为目前存在着发生农史研究的“农学知识”研究转向的可能，它毋宁说是在众声喧哗之中的一席之地。但它对于古农书研究的意义却是重大的，至少从本节的梳理来看，“农学知识”研究十分依赖于传统古农书的挖掘。最后，笔者还想强调的一点是，本文并非对于古农书研究事无巨细的梳理，因此有许多重要的古农书研究成果，笔者并未提及，换言之，本文只有笔者个人对于古农书研究学术史的观察，其中漏误之处谨望方家指正。
本文原载《中国农史》2019年第2期，为方便微信阅读，注释从略，引用请参照原文。推送 by @大历山人